D11，2025年7月29日，斯图加特自行添加的新国家美术馆，看到毕加索、莫奈、伦勃朗、塞尚，pass掉旅行社安排的麦琴根奥特莱斯，品味留在霍亨索伦城堡里的慢光阴，抵达辛根住宿
斯图加特的早上，酒店的早餐，让衣襟提不起气来。
看旅行社安排的行程，是一早即离开斯图加特，然后去麦琴根的奥特莱斯购物。
对购物完全没有兴趣更没有需求，所以决定晚些离开，把时间留给斯图加特更多一些。
又步行，前往上一天黄昏时的那处水池。
赶上早高峰，在路口，还真的体会到了斯图加特做为德国第六大城市的人流，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其中一大部分像是游客。
跨过天桥，从高处看城市街景，视角很不一样。
到了熟悉的那片绿地，看到熟悉的灰雁。
熟悉的斯图加特国家剧院，可以靠得更近一些。
剧院前的喷泉，昨天并未留意，此时可以填补空闲。
水池的另一边，依然是熟悉的斯图加特新王宫一隅。
之所以早早来到这里，是因为错把这幢建筑当成了美术馆，想等到开门做为第一波游客直入参观。
距离开门，还有好段时间，就在水池边，和那些灰雁玩。
更是发呆。
灰雁的翅膀一旦打开，体量庞大，镜头完全装不下。
既然有大把的时间需要消磨，那么相机就乐开了花，可以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想拍多久就拍多久，完全不必在意别人会怎么想， 这种感觉简直就是要不太好，哈哈哈~~~
成片的花朵，色彩清新，应该是八宝景天吧。
花朵成簇生长，聚成圆润的花序，形成精致的小花球。
花朵色彩柔和，既有粉嫩的粉色花朵，也有淡绿色的花苞，相互簇拥，在鲜绿叶片的衬托下，格外清新雅致。
草地上，还发现另外一种体型偏大的鸟，名为埃及雁。
埃及雁的羽毛色彩层次丰富，整体以浅棕、灰褐色为主调，翅膀处分布有棕、绿、黑等色彩交织的艳丽斑纹，眼部周围带有明显的深色斑纹，喙呈粉红色，醒目且富有质感，腿部同样为粉红色，修长纤细。
这种雁历史上广泛分布于埃及的尼罗河谷地带等区域，所以得名。在古埃及的艺术作品中，埃及雁被频繁描绘，与古埃及文化有着深厚的关联。如此下次再去埃及，定要更仔细看看。
再细看，不是一只，而是一群。
站立的一只，明显是在为休息中的同伴站岗放哨，这瞅瞅那望望，警惕性极高。
睡觉的姿势，整齐划一。
显然，埃及雁是群居动物。
感觉不妙，站岗的那位发出警告，睡觉的立马都醒了。
支楞起来。
然后一起起飞，飞进水池中。
反正不是水里就是岸上，也看不懂它们具体是在忙什么。
一时，它们又什么也不怕了，接纳了衣襟的靠近。
还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给游客增添的乐趣。
时间也更容易打发一些。
一时，又见天空中，有群鸟在飞，似乎很慌乱。
再一只接一只地落到树稍上。
树上，从来都不空。
欧洲的秋天会来得更早一些吧，所以树都在积蓄能量，做为回馈给季节的礼物。
不光有果子，树型还这么好看。
位置更是讲究。
接近开门时间，发现好多团队正在向这边靠过来。再细看门前立着的标牌，突然意识到我们来错地方了，这里并不是我们要参观的斯图加特新国家美术馆。
还好，时间足够早，重新导航，腿着前往斯图加特新国家美术馆。
斯图加特新国家美术馆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里程碑之作，由英国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与迈克尔・威尔福德合作设计，1979年动工，1984年建成，坐落于斯图加特市中心边缘的坡地，毗邻1838年建成的新古典主义老馆。
斯特林的设计融合了历史符号与现代语汇，通过矛盾性与混杂性，创造独特的美学张力，成就后现代主义的视觉狂欢。
建筑主体采用石灰华和砂岩，呼应老馆的古典质感，同时以亮粉色、蓝色钢管扶手和绿色钢框架打破传统，形成强烈视觉冲击。例如，入口处的曲面玻璃幕墙搭配绿色钢结构，既致敬高技派又暗含钢琴造型，隐喻建筑的艺术功能。
中央圆形的下沉式中庭是核心亮点，灵感源自古罗马斗兽场和柏林老博物馆，通过环形坡道串联起露天雕塑花园与室内展厅。公共步行道贯穿建筑，将两侧高低差达8米的街道无缝连接，市民可免费穿行，感受艺术品与城市生活的互动。
建筑整体包含美术馆、剧场、音乐教学楼等复合功能，U型平面布局既呼应老馆，又通过倾斜的入口、扭曲的玻璃幕墙和鹰嘴式檐口线，赋予建筑以动态和戏谑感。斯特林曾称其为 “新旧元素的拼贴”，既延续历史脉络，又以现代手法重构传统。
这座新馆的建成曾引发德国建筑界的激烈批评，斯特林甚至被本土建筑师指责 为破坏传统。但时间证明了其价值：它不仅是普利兹克奖得主斯特林的代表作，更被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称为后现代主义第一阶段的缩影，与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具有同等历史地位。如今，这座 “色彩斑斓的历史拼贴画” ，已成为斯图加特的文化名片，吸引全球游客前来感受其杂乱无章的魅力。
这里不仅仅是艺术殿堂，更是城市空间重构的典范。
参观开始之前，先进纪念品商店逛逛。
出现在这里的商品，会泄露很多馆藏信息，而且都是其中的精华。
做为20世纪的现代艺术核心馆藏，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包括毕加索不同创作时期的关键作品，如《杂技演员（母与子）》《海滩上奔跑的女人》《自由的早餐》等，立体主义及晚期风格皆有呈现。
亨利・马蒂斯的野兽派代表作，包括《带梳妆台的（发型）》，以及著名的《背像》系列，展现其对色彩与人体形态的突破性探索。
奥斯卡・施莱默：《三人芭蕾的人物造型》是其融合舞蹈、雕塑与抽象理念的标志性作品。
约瑟夫・博伊斯：馆内设有以其命名的展厅，作品体现其社会雕塑等前卫艺术理念，部分展陈由艺术家本人参与布置。
其他现代主义大师，如瓦西里・康定斯基，以革命性抽象艺术作品，探索色彩与形式的精神性表达；胡安・米罗，其作品《有着平静视野、翅膀如火焰的鸟》，充满超现实主义的奇幻想象；皮特・蒙德里安的作品《白、红、蓝的构成》是新造型主义的经典范例；弗朗兹・马尔克的《小黄马》，以鲜明色彩与抒情性展现表现主义对自然的诗意诠释。
做为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佳作，马克斯・贝克曼的《鱼之旅》，以象征与变形手法反映时代精神；萨尔瓦多・达利的《升起的瞬间》，充满超现实主义的幻觉式意象，暗含对战争阴云的隐喻；奥托・迪克斯的《卖火柴的人》，以尖锐的社会批判视角刻画底层生活；乔治・格罗兹的《葬礼》，讽刺性地描绘社会现实，是新客观主义的代表。
当代艺术的亮点，包括格哈德・里希特的作品，模糊现实与抽象的边界，探索绘画的媒介特性；西格玛尔・波尔克则通过实验性绘画与材料创新，体现当代艺术对传统技法的突破。
新馆还与老馆的古典艺术衔接，老馆中收藏有14-19世纪欧洲艺术伦勃朗、鲁本斯、克劳德・莫奈等大师的作品，为新馆的现代艺术提供了历史脉络参照，使整个美术馆的收藏形成从中世纪到当代的完整艺术史叙事。
说到这里，与其说执着地追来是为了新馆，不如说是老馆，为了一饱眼福。
正式的参观，开始了。
最先看到的场景，难不成也是艺术设计？
还真的是艺术作品，属于装置艺术范畴。作品通过破碎的建筑类构件、日常椅子、延伸的管道等多元材质与形态的组合，营造出带有解构感与叙事性的空间。这类创作常以打破传统艺术边界的方式，传递艺术家对空间秩序、日常物的艺术化转译等议题的思考，与当代艺术中探索材料象征意义、挖掘艺术和生活关联的创作理念相契合，为引发观众对艺术表达多元性的感知。
其实，并看不懂这些抽象的艺术。
有些作品，拍下了信息牌，此时可以准确解读，比如下图，是德国艺术家威利・鲍迈斯特创作于1920年的作品《粉色背景上带彩色条纹的形象》。
鲍迈斯特1889年生于斯图加特，1955年卒于斯图加特，是20世纪德国重要的抽象艺术家。
作品创作于1920年，采用纸浆与油彩结合的方式绘制在画布上。画面以抽象的形态、柔和且富有层次的色彩构成，通过有机形态的色块与线条组合，体现了早期带有超现实或表现主义倾向的抽象艺术风格，摆脱具象束缚，侧重以视觉形式与色彩传递感受。
总之，都是艺术。
在展馆间，可以说是匆匆走过。
也会挑一些作品拍下来，比如下图，马克斯・阿克曼（1887年生于波恩–1975年卒于巴特劳特贝格）的布面油画作品《通胀儿童》，反映的是全球高通胀背景下，儿童群体生存与发展权益受冲击的严峻现象。
下图是馆藏的代表作，奥托・迪克斯的《卖火柴的人》，创作于1920年。
画面以夸张且带有批判性的造型，刻画了城市街头的场景：一位似底层小贩的人物，戴着墨镜，跪坐在地上，面前摆放着盛放物品的木盒；周围行人的肢体片段和动态的小狗，共同营造出充满生活质感却又荒诞的氛围。
奥托・迪克斯作为新客观主义的核心艺术家，擅长以尖锐、变形的手法揭露社会现实。这幅作品通过对人物与场景的塑造，传递出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底层生存状态、城市现实矛盾的审视与批判，体现了新客观主义冷静审视并批判现实的艺术主张。
迪克斯以新客观主义的典型手法，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夸张与变形处理，人物身着正装，交叉的手臂、紧绷的姿态传递出内在的张力；面部与手部的细节，包括眼神、面部线条、骨骼感的手部等被强化，既保留了肖像的写实基础，又通过形式的扭曲，传递出人物复杂的精神特质与时代背景下的压抑氛围。
馆中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展示这些艺术作品，包括雕塑。
下图雕塑呈现俯身匍匐的人体姿态，造型经过简化与提炼处理，弱化细节、强化体积与线条张力，不再追求古典写实，而是通过夸张的身体弯折、肢体伸展，传递出强烈的动态感与精神张力，契合现代艺术以形式表达情感和哲学思考的核心逻辑。
马克斯・贝克曼（1884年生于莱比锡，1950年卒于纽约），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作品常以深刻的人性洞察与社会批判为特色。
作品创作于191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代背景深刻影响了创作表达。这幅采用油彩与炭笔结合绘制在画布上的作品，为未完成的状态，正是这种 未完成性，为作品赋予了特殊的叙事张力与想象空间。
画中的复活主题，既关联宗教与哲学层面的生命重生意象，也可结合一战的时代创伤，解读为对希望和人性救赎的隐晦表达，体现了贝克曼作品中对时代精神与个体存在的深度思考。
下图还是马克斯・贝克曼的作品，名为《自画像与红围巾》。
画面通过夸张变形的造型、富有张力的色彩，展现出人物内心的精神张力与复杂情绪，是表现主义风格抒发内在情感与精神体验的典型体现。
下图是美国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网之外：第 7 号，1949 年》，创作于1949年，用油和瓷漆画在纤维板上。
波洛克1912年生于美国怀俄明州科迪，1956年在纽约东汉普顿的斯普林斯去世。波洛克作为抽象行动绘画表现主义的代表，作品以自由泼洒的色彩、线条营造出充满动感的视觉效果，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规整感，能让观者感受到艺术表达的自由张力。
下图的雕塑，大概是聚焦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结与生命依托吧。
男性躯体的力量感，与怀中女性的姿态结合，传递出以自身力量托举同类、在关系中相互支撑的意涵。这种塑造，既可能指向亲密伴侣间的依存与守护，也可延伸为更宏大的人性对同类的关怀与承载，引发观者对人与人深层情感纽带以及生命相互依托的重量的思考，体现出情感的厚重与责任的承担。
也不知这样解读，是否恰当~~~
下图的布面油画，能一下子看出是出自哪位大家之手吗？
是西班牙画家巴勃罗・毕加索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创作于1961年。
毕加索运用立体主义手法，把人物、草地、树木等元素分解为三角形、圆形等几何形状，再从多视角重新拼接组合。比如人物身体被拆分出了正面、侧面甚至背面的视觉碎片，空间也从传统三维变成了平面化却又多维度的效果，让观者能同时 感知到物体的不同面向，彻底打破了写实绘画的透视规则。
画面中，人物形态被大胆扭曲、夸张，不再追求逼真，反而传递出毕加索对人性和关系的主观思考。色彩上，以简洁却强烈的对比，既营造出梦幻或超现实的氛围，又强化了视觉冲击力。
马奈创作于1863年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以现实中的裸体女性与绅士野餐来挑战传统审美，毕加索则以这个经典题材为起点，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了重新演绎，既延续了打破传统桎梏的精神，又彻底跳出了写实框架。
毕加索将餐柜、器皿、食物等元素进行几何化分解与多视角重构，打破传统的写实透视，把物体的不同面以平面化的几何形状重新组合，让画面在非写实中呈现出丰富的层次与形式张力。
斗牛士是西班牙文化的经典符号（毕加索源自西班牙），餐柜则是承载日常与文化记忆的载体，画面通过变形的器皿、食物等元素，既保留了静物画的日常质感，又以艺术化的解构，传递出毕加索对西班牙文化意象的个性化诠释。
画作以深棕、黑色为主调，搭配浅绿等亮色，营造出沉稳且略带神秘的氛围，进一步强化了立体主义形式美与情感表达的融合。
下图应该也是毕加索的作品，画面以几何化的块面和大胆的色彩对比，打破传统写实肖像的规则，探索艺术表达的新维度，传递出独特的视觉冲击与精神内涵。
画面中，女性头部被以几何化的块面进行解构与重构，打破了传统写实肖像的规则，不再追求对人物样貌的逼真模仿，而是通过富有张力的色彩对比与形式重组，探索艺术表达的新维度，为他后续立体主义风格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传递出对人物精神与形态的主观化、艺术化表达。
还是巴勃罗・毕加索的作品，呈现融合了夸张变形与主观表达特质的现代主义风格。
画面里，人物形象被大胆解构：长而突出的鼻子、简化的肢体轮廓，色彩上以鲜明的蓝色衣裙与粉色皮肤形成对比，充满视觉张力。人物怀抱公鸡、手持器皿，场景看似关联日常，却通过艺术化的造型处理（如公鸡的动感线条、人物夸张的体态）跳出写实框架，传递出强烈的主观情感与独特的形式美感，体现了毕加索对 将生活场景转化为富有现代艺术表现力的视觉语言的探索，既保留了生活的片段感，又饱含艺术解构的力量。
下图还是毕加索，尤其是眼部的平面化表达。
下图画作的左下角，有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名和创作时间1909。
没想到，馆藏的毕加索作品数量不少。
下图，无从分辨是否出自毕加索，记录的信息缺失。
下图是胡安・格里斯（1887生于西班牙马德里，1927卒于法国塞纳河畔布洛涅）的作品，《鸡蛋》，创作于1911年。
胡安・格里斯是立体主义艺术流派的重要画家，这幅创作于1911年的作品，体现了其对立体主义形式与视觉语言的探索。
下图也可能是胡安・格里斯的作品，风格上很像。
下图是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弗朗兹・马尔克的作品，画中以黄色的马为主体，名字就叫作《小黄马》。
马尔克常通过动物的形象，结合大胆明亮且具有象征意义的色彩来传递生命力与情感。
阿历克谢・冯・亚夫伦斯基是德国表现主义团体蓝骑士的核心成员，擅长以强烈色彩和简化形态捕捉人物精神；画面中大胆的色彩平涂、对人物装饰与姿态的提炼，契合了这位艺术家的艺术风格。
画作融合表现主义特质，以大胆奇幻的色彩、夸张变形的造型，描绘了森林景观中两位女性与动物共存的场景。自然元素被主观化处理，色彩浓烈且富有象征感；人物与动物的形态带有装饰性与想象力，传递出超现实的诗意氛围，体现了早期现代主义以主观视觉语言重构世界的探索。
画作以裸身人物与自然景观为主题，色彩运用大胆主观，如紫色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棕黄色的山体，人物与景物的造型带有夸张、变形的特点，突破了写实的束缚。这种手法是表现主义的典型特征，强调艺术家的主观情感与内心体验，而非对现实的逼真复刻。画面通过鲜明的色彩对比、富有张力的线条，营造出充满精神表现力的氛围，反映了基希纳对人体、自然与情感融合的探索。
保拉1876年生于德国德累斯顿 – 弗里德里希施塔特，1907年卒于沃普斯韦德，是德国早期表现主义、先锋艺术的重要人物，以肖像与静物创作为主，探索形式与情感的融合。
画面呈现孩子的肖像，孩子端坐于椅、双手交握，背景带有钟摆元素；色彩与造型带有表现性，侧重传递人物内在氛围，而非写实复刻。
保拉1876年生于德国德累斯顿，1907年卒于沃普斯韦德，是德国早期先锋艺术中带有表现主义探索倾向的重要人物，擅长以肖像（含自画像）创作探索自我表达与艺术形式的融合。
画中的她身着绿色衣物、手持蓝色玻璃杯，画风带有表现性，通过色彩与造型传递自我的精神氛围，而非单纯写实。
蒙克1863年生于挪威勒滕，1944年卒于奥斯陆。
画面呈现四位女孩的群像，具有蒙克典型的表现主义风格，色彩运用大胆且富有情绪张力，暖黄背景、浓郁绿草地与深色服饰形成对比，人物造型经主观提炼，并非写实复刻，而是通过笔触、色彩传递内在情感氛围。蒙克常以人物形象探索人类精神状态，这幅孩童群像也延续了他用强烈视觉语言唤起情感感知的创作特点。
画面以粗犷、厚重的笔触与夸张变形的造型，刻画了一位身着西装的男性侧面肖像。人物面部与手部的色彩、扭曲的线条，营造出紧张、压抑甚至焦灼的氛围；深暗的背景进一步强化了沉郁感，传递出人物复杂的精神困境，或对时代人性的深刻审视。
迪克斯作为新客观主义核心人物，常以尖锐手法揭露社会病态与个体精神状态，这幅作品符合其用强烈视觉语言剖析人性与时代的创作特点。
莫迪利亚尼是巴黎画派核心人物，以独特肖像画和裸体画闻名；画中人物是他的好友，画家柴姆・苏丁，同样也是巴黎画派的重要成员。
画面体现莫迪利亚尼标志性语言，人物形态经主观提炼，线条流畅、轮廓优雅，色彩柔和且带有纹理感，既保留人物特征，又通过简化与表现性处理，传递出人物的精神气质。
这幅画即见证了莫迪利亚尼与苏丁的艺术交往，也反映了巴黎画派艺术家之间的创作互动。
下图是由亨利・马蒂斯创作于1907年的布面油画《梳妆》。
画面以明快色彩和简化造型，展现了两位女性的梳妆场景，左侧裸女坐姿慵懒，右侧绿裙女子正为其簪花，背景分色块处理，体现野兽派标志性的强烈色彩对比与自由笔触。
画面以古典神话或传说为背景，左侧盔甲人物与右侧三位古典长袍女性形成互动，背景朦胧的色调与场景，营造出梦幻、诗意的神秘氛围。
没错，是马奈的作品，画中的人物是莫奈。
爱德华・马奈是19世纪法国的关键画家，身处印象派兴起的时代；画中主角是印象派核心人物克劳德・莫奈，也是马奈的好友。
画面以流畅、概括的笔触，描绘莫奈在工作室的场景，右侧人物与背景通过明快色彩块面营造出创作的现场感。
马奈的笔触兼具写实与写意性，体现了向印象派过渡的艺术语言；这幅画既呈现了莫奈的创作状态，也见证了19世纪70年代法国艺术圈尤其是印象派群体的互动，是艺术家友谊与时代创作生态的缩影。
作品创作于1875年，采用布面油画材质。
作为印象派的核心作品，画面以细碎柔和的笔触捕捉光影与色彩的灵动效果，肖凯夫人的淡色服饰、肌肤质感，都通过朦胧的色彩晕染，呈现出光影交织的柔美氛围，背景的室内场景也因松弛的笔触，烘托出优雅宁静的气质。
肖凯夫妇是印象派的重要资助者与藏家，与雷诺阿等画家往来密切，这幅肖像也见证了19世纪艺术圈的赞助文化与创作互动。
画面以细碎灵动的笔触捕捉光影与色彩的瞬间质感，繁茂的粉色、红色花卉与绿色枝叶交织、朦胧的天空，以及背景的温室建筑，通过色彩交融与轻快笔调，营造出温暖且充满生机的花园氛围。画面中人物与自然景观的融合，传递出闲适、愉悦的生活情调，契合雷诺阿对美好日常与自然诗意的创作探索。
既然是来到了印象派展厅，那么莫奈，是时候出现了。
下图，正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1882年创作的《普维尔的悬崖边缘》。
莫奈作为印象派的核心人物，以捕捉光影与自然瞬间的质感而著称，这幅画通过细碎灵动的笔触，呈现出悬崖边花草、海洋与天空交融的光影效果，典型体现了印象派对瞬间视觉体验的艺术追求。
画面以细碎灵动的笔触捕捉海面与悬崖的光影、色彩瞬间，海浪的波纹通过蓝、绿、白等色彩的交融与快速笔触表现，悬崖的质感也因光色的层叠显得富有动态。整体不追求写实细节，而是聚焦瞬间光色氛围的传达，典型体现了印象派对自然光影与即时视觉体验的艺术探索。
吉维尼是莫奈长期居住、创作的地方。画中以吉维尼的自然景色为灵感，用印象派典型的细碎灵动笔触与丰富色彩层次，捕捉白杨树在特定光线、氛围下的光影效果，展现出乡村田野的宁静诗意与自然生机。
莫奈的这些作品，足以说明，我们没有一早离开斯图加特，是多么英明正确的决定，不然损失就大了~~~
作为印象派的核心创作者，毕沙罗以细碎灵动的笔触与自然柔和的色彩层次，捕捉乡村生活的日常瞬间。画面中，园丁身着围裙、头戴草帽，手持水桶伫立在绿意盎然的草地间，背景是开阔的田野与错落的树木，光影在草木与人物身上轻柔晕染，既展现了户外劳动的鲜活场景，也传递出乡村自然环境的宁静与生机。
画面中，人物身着华丽复古的服饰，姿态活泼生动，仿佛正沉浸于欢快的香槟盛宴氛围中；背景的建筑、绿植以轻快写意的笔触铺陈，色彩明快且富有层次，既保留了场景的叙事感，又通过灵动的绘画语言，类似印象派的色彩与笔触表现力，传递出愉悦、热烈的现场气息，体现了斯莱沃格特对生动场景与情感氛围的捕捉能力。
塞尚作为连接印象派与现代艺术的关键人物，在这幅画中延续了沐浴者这一西方古典艺术题材，却又以独特的语言进行了重塑，人物造型带有几何化提炼，色彩与笔触不再单纯模仿自然光影，更注重画面自身的形式结构与秩序感。画面里，几位裸体人物在帐篷、树木环绕的自然环境中活动，背景植被与天空色调和谐，既保留田园场景的诗意，又通过简化形体、厚重色彩层叠，体现出他对自然形态向画面秩序转化的核心探索，为后续立体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埋下伏笔。
雕塑以细腻的手法刻画了人体线条与动物形态，女性肢体流畅优雅，神情呈仰望状，卷发与披巾的细节精致；狮子造型生动，肌肉与动态感被精准塑造。整体风格兼具古典主义的美学严谨与浪漫主义的神话幻想色彩。
下图的雕像作品，不知要如何解读了，对应神话中的什么人物，说不清楚。
画面聚焦激烈的战争场景，俄法军队在圣哥达山口的魔鬼桥上展开厮杀，破损的桥体、持枪搏斗的士兵、弥漫的硝烟，共同营造出紧张残酷的战斗氛围。画家以写实且富有戏剧性的笔触，刻画士兵的动态与战争的冲突瞬间，既还原了1799年的战役历史场景，又以强烈的视觉张力传递出战争的冲击力，是兼具历史叙事性与戏剧表现力的战争题材绘画。
下图是乔瓦尼・保罗・帕尼尼（1691-1765年活跃于罗马）创作的布面油画《古罗马》，创作时间约1754-1757年。
画面以想象中的古典艺术展厅为核心，密集呈现古罗马的经典建筑，如斗兽场、万神殿、凯旋门等，其中的雕塑与画作，将罗马古迹与艺术杰作浓缩于一个空间内。画中人物以鉴赏者的姿态互动，传递出18世纪欧洲大旅行文化下，人们对罗马古典艺术的推崇与研究热情。
帕尼尼通过这类集萃式创作，既记录了古典艺术的辉煌，又以想象性的空间营造，表达对古罗马文明的敬仰，成为启蒙时代古典文化复兴热潮的视觉缩影。
下图是意大利画家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创作于1755年的布面油画《海格立斯与安提俄珀的相遇》。
作品取材于古典神话，描绘希腊英雄海格立斯与亚马逊女王安提俄珀相遇的场景。画面中，中心人物海格立斯与安提俄珀的互动极为生动，周围环绕着随从、民众，还有猎犬、小天使等元素；背景以开阔的山水与远处建筑铺陈，营造出浪漫且富有叙事性的神话氛围。
提埃坡罗作为洛可可艺术的核心画家，在这幅作品中体现了该风格的典型特质。色彩明快柔和，通过光影与色调的层次营造出轻盈氛围；人物动态优雅舒展，充满抒情性与戏剧感；整体场景富有幻想性，借古典神话题材传递出诗意与感官愉悦，契合洛可可艺术对优雅、浪漫、幻想的追求。
画面聚焦威尼斯的小广场，右侧是带有古典柱式的宏伟建筑，立面布满精致雕刻，顶端排列着一排雕像，尽显庄严典雅；广场中央矗立两根标志性立柱，左柱顶端是威尼斯的象征带翼圣马可狮，右柱顶端则是圣狄奥多西雕像。
广场上人群熙攘，人物身着18世纪风格的服饰，或聚集观赏、或往来交谈，生动还原了当时威尼斯的社会生活场景。背景中，蓝天与粉橙色云彩相互映衬，远处的水域和船只若隐若现，既凸显了水城威尼斯的地理特色，也为画面增添了开阔感。
整体而言，画作以柔和的色彩、平衡的构图，既展现出建筑的肃穆壮美，又捕捉到市井生活的鲜活气息，精准还原了威尼斯黄金时代的城市风貌与公共生活图景。画面装裱在金色画框中，陈列于红墙展厅内，更显艺术作品的厚重与精美。
下图作品是乔瓦尼・安东尼奥・卡纳莱托创作于1732-1735年的布面油画《布伦塔河畔多洛的磨坊景观》。
这幅作品属于卡纳莱托标志性的维托里亚诺风格，即城市 / 景观写实画，描绘威尼斯附近布伦塔河沿岸的风景。
前景可见身着18世纪服饰的人物，有的撑伞、有的交谈，还原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景聚焦河畔的磨坊建筑与劳作场景；远景是延伸的河道、船只，以及错落分布的城镇屋舍，天空以柔和的蓝、白云朵铺陈，整体营造出开阔且宁静的田园城市交融氛围。
卡纳莱托以精准写实+诗意氛围著称，画面严格遵循透视原理，建筑比例、空间层次还原度极高；同时通过细腻的笔触、柔和的色彩，赋予场景既真实可感，又充满典雅抒情性的特质。这类作品不仅是对威尼斯及周边地貌的记录，更反映了18世纪威尼斯作为旅游胜地的风貌，成为当时贵族与收藏家追捧的视觉明信片。
卡纳莱托是18世纪威尼斯画派的核心人物，其维托里亚诺作品既影响了欧洲风景画的发展，也为后世研究18世纪威尼斯的城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视觉资料。这幅创作于其盛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他对景观叙事与视觉真实的精妙平衡。
《维纳斯被萨堤尔惊扰》，是意大利画家塞巴斯蒂亚诺・里奇约1720-1725年创作的布面油画。
作品取材于古典神话，描绘爱与美之神维纳斯被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灵、象征男性原始欲望与粗犷本性的萨堤尔惊扰的瞬间。画面通常还会加入维纳斯的儿子丘比特，既强化爱的主题，又通过孩童之姿与萨堤尔的原始欲望形成对比，以增强戏剧冲突。
画中的维纳斯展现出巴洛克+洛可可融合的女性肉体美，皮肤以奶油白为基底，脸颊、胸部、腹部、膝盖等部位晕染粉色，质感柔滑。萨堤尔则与维纳斯形成鲜明反差，肌肉发达、毛发浓密，造型粗犷有力，充满了男性的原始性与粗鲁感。
画面以田园 + 古迹的复合场景为核心，前景聚焦各类牲畜，毛色各异的牛或静卧、或站立，神态安然；山羊姿态灵动，细腻的笔触精准刻画了动物的形态与皮毛质感，生动展现出生命的自然活力。中景与背景延伸出林木繁茂的河岸，古老的建筑废墟掩映其间，为田园风光增添了历史沧桑感；远处天空被暖色调晕染，云朵与飞鸟点缀，进一步烘托出宁静悠远的乡村氛围。
艺术特色上，波特将动物写生与风景营造精妙融合，既体现了17世纪荷兰画派对 日常自然的细致观照，又通过古迹元素赋予画面时空纵深的韵味。
画中呈现基督教重要使徒圣保罗身陷囹圄的场景，他身着朴素灰袍，坐在昏暗狱室里，一束光从左侧小窗斜射入内，精准照亮他的面容、手中的书卷与部分身躯。这是伦勃朗标志性的明暗对照法，通过强烈光影对比塑造戏剧感与精神深度。圣保罗一手托腮，神情沉郁而沉思，似在宗教冥想中探寻信仰；身旁散落着厚重的典籍和象征其传教使命与殉道意象剑，以及简陋行囊，暗示他在狱中仍坚守精神世界。
这幅画是伦勃朗早期创作的典型，以明暗对照法强化画面的神圣感与人物的精神性，细腻刻画肌肤、衣料的质感，既展现宗教题材的肃穆，又通过沉思的表情、松弛的姿态等人性化的神态，让圣徒形象更具共鸣性。
伦勃朗的这幅自画像充分体现了擅长的明暗对照法，深沉的背景如幕布般衬托主体，光线聚焦于人物的面部、红色帽子与带毛领的衣物上，细腻刻画出肌肤纹理、织物的柔软质感，营造出强烈的光影层次与厚重氛围感。画中伦勃朗神态沉静、略带内省，通过面部表情与姿态，传递出他成熟阶段的自我审视与精神深度。
伦勃朗一生创作了大量自画像，成为研究其人生轨迹、艺术风格演变的核心载体。
下图是彼得・纽特创作的布面油画《大型动物画》。
彼得・纽特以动物题材绘画著称，这幅作品体现了他对动物形态与自然场景的细致刻画，是荷兰黄金时代后期（17世纪末—18世纪初）动物画创作的典型范例。
画面前景聚焦牲畜与牧羊人。几只形态、毛色各异的羊，有蓬松卷毛的绵羊，深色带角的山羊，以及趴在一旁神态温顺的狗，被画家以细腻笔触刻画得栩栩如生；左侧的年轻牧羊人手肘支在石上，手持牧杖，恬静地注视着牲畜，传递出乡村生活的悠然感。
背景延伸出的田园风景，树林的阴影与暖色调的天空交织，远处可见更多牲畜群与朦胧的建筑轮廓，整体营造出宁静悠远的乡村氛围。
在下图画前，遇到一个专业的学术团队，有老师在前面讲解，可见其名气之大。
是扬・戴维茨・德・希姆创作于1634 年的《带有鹦鹉螺杯、龙虾的静物画》，属荷兰黄金时代的静物画。
画面聚焦珍稀器物 + 鲜活食物的组合。鹦鹉螺杯以海洋生物鹦鹉螺的壳为基础制作，工艺精美，象征珍稀与奢华；龙虾、桃子、葡萄代表丰饶的物质生活，色彩鲜艳，与金属器皿的冷光、暗色调背景形成强烈对比，成为视觉焦点。整体既展现17世纪荷兰社会对物质丰饶的欣赏，也暗含虚空派的哲学思考，通过精美却易逝的物品，提醒生命的短暂和物质的虚荣。
画家运用极致写实的技法，精准刻画不同材质的质感 —— 金属器皿的冷冽光泽、水果的鲜嫩饱满、龙虾外壳的坚硬纹理，甚至鹦鹉螺壳的独特肌理，都被细腻还原；光线从一侧柔和打亮主体，营造出静谧且富有层次的氛围，体现了荷兰静物画对物的真实与美感的极致追求。
扬・戴维茨・德・希姆是荷兰黄金时代（17世纪）最著名的静物画家之一，擅长创作华丽静物，以色彩丰富、细节精湛著称，对后世静物画尤其是欧洲宫廷与贵族收藏的静物创作影响深远。
费了很多口水在这一间美术馆，整理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未必有多大的代表性，但已经尽力了。
走出斯图加特新美术馆，往酒店的方向走，因为车子还停在酒店停车场。又经过造型艺术博物馆（MUSEUM DER BILDENDEN KÜNSTE），却已经没有时间进去逛。
但遇到好看的花儿，还是可以停下来拍一拍的。长期背着相机的习惯，已经练就了一身功夫，手起刀落，不拖泥带水，不求多高的 质量，自我满足就好。
离开斯图加特，又从圆形的建筑JenTower前经过，当时误以为是奔驰博物馆。
跑了一会儿，在一家快餐店前停下来休息，主要考虑的还是没吃早餐的衣襟。
见到披萨，衣襟可是高兴了，就算不是榴莲也没关系，一边吃一边玩，长得人高马大，却还是标准的小孩子心态。
雨天，一度路上的雨很大。
转个弯，就没雨了。
隐约发现前面的山上似乎有什么不对，心想，不会就是我们目标中的霍亨索伦城堡吧。
越看，越觉得像。
还真的就是。
预约的参观时间是下午两点，时间还早，不如就停下来，试试我们的小飞机。
是的，在衣襟生日那天，入了一只简易版的小飞机，还没正式飞过。
从行李中翻出那只小飞机，虽然电是有的，却因为没有舍得花钱另买手柄，而用手机控制的话是需要流量的。
说到流量，一言难尽。这次出门，办了两件极蠢的事，第一件是签证的两度被拒，第二件是手机流量。
因为图省事，没租WIFI设备，也没买当地电话卡，而是在无忧行app上购买了每天8.8的流量套餐。购买前仔细看说明，却还是没发现超量限速那一条，更没反应过来就算人到了境外，也依然是中国移动的网络，包括谷歌地图在内的很多东西都用不了。所以，别扭极了，每天都不敢发图，也不敢太长时间刷手机，把流量都省给导航用，太难了。
所以，此时的小飞机，是万万不敢飞的。就只是用眼睛，远远地看着霍亨索伦城堡，盘踞在高高的山上。
如果说小飞机是理想，那么近前的花儿更现实。
还是心型的，开心~~~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开到城堡停车场，还要步行向上走一段路，才能触摸到城堡的大门。
雨后的山林，空气格外清新。
红的果子，红得晶莹透亮。
绿的果子，绿得质朴。
又见到了有着安妮皇后的蕾丝之称的野胡萝卜花。
下面几图都是，呈示的是花开的不同时段。
属于伞形科胡萝卜属，花朵呈白色伞状，细密的小花聚集形成精致的花序，是胡萝卜的野生近缘种。
有花的地方，就会有小蜜的身影，美上加美。
下图的植物不认识，却不影响其清新、充满生机的野外植物生长感觉。
红色的小果子，在满眼的绿色映衬下，红得热烈极了。
走得有些气喘，而城堡，依然挺立在高处。
角度切换再切换，却依然看不全整座城堡。
终于摸到城堡的入口。
框架感，让眼前的建筑更具美感。
路在绕着圈圈，层层向上。
人站得越来越高。
城门兼桥的存在，说明城堡的军事防御功能。
霍亨索伦城堡保留了大量中世纪至近代的石构建筑痕迹，透着厚重的历史感与石砌建筑的沧桑质感。
一次次被刷新的视野，都在说明，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堡。
城堡的入口塔楼，带有尖顶、拱形门洞与装饰性雕刻的高耸塔楼，是城堡入口处的标志性构造，作为进入城堡的重要通道，既具防御功能，也彰显着城堡的历史厚重感与建筑美学。
城堡内的城堡教堂，是哥特式风格的教堂建筑，尖顶、大花窗等元素清晰可见，它是城堡内重要的宗教空间，也是展现新哥特式建筑美学与家族历史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
教堂的出现，更说明霍亨索伦城堡的不一样。
围墙上设有观望洞，可以俯瞰巴登 – 符腾堡州周边的区域。
还可以成就框架感构图，是不是很美？
正式走进霍亨索伦城堡。
上一篇，其实提到过这个城堡。
霍亨索伦城堡位于德国巴登 – 符腾堡州，与巴伐利亚州的新天鹅堡并称为德国南部的两大城堡，同时位列欧洲五大、世界十大城堡之一，所以，真的很重要，被旅行社安排进行程中，非常有必要。
霍亨索伦城堡是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统治家族 —— 霍亨索伦家族的发祥地。城堡最早建于公元11世纪，始祖布尔夏德一世约在1100年受封索伦伯爵后开始修建，但老城堡后来被毁。16世纪中叶，家族改称霍亨索伦家族，此后城堡经加固、增加防御工事，成为家族战乱时的退路，却也因地势险要沦为兵家争夺之地，曾发生敌军围困九个月、守军饿死的残酷战斗，后且因战乱未按计划完工，几经易手后被弃置。1819年，王子威廉决定重建祖居城堡；1844年，继承皇位的威廉四世因年轻时在城堡的美好回忆，将重建作为梦想推进，现存城堡最终于1850-1867年由普鲁士建筑师改建完成，与新天鹅堡兴建时期相近，却因古朴的行军战士气质，与新天鹅堡的童话感形成鲜明对比。
霍亨索伦城堡建在海拔855米的山峰上，因四周是低矮的丘陵与平原，而显得格外雄伟峻拔。城堡整体采用新哥特式风格，有七个尖顶塔楼，外部环绕带雉堞的城墙与六个陵堡；内部共有140个房间，著名厅房包括伯爵厅、国王厅、家谱厅，还因家族两支（普鲁士信新教、士瓦本信天主教）的信仰不同，分设了新教和天主教两个小教堂。
城堡内展示着腓特烈大帝的遗物、普鲁士王的宝物及王冠等，能直观感受普鲁士尚武传统；其中还有一间没有一本书的图书馆、家族重要的人物画像、家族遗物与地下室等。城堡边缘矗立着腓特烈大帝等霍亨索伦家族著名的国王或皇帝的巨大雕像，尽显普鲁士威严。正是腓特烈大帝的改革让普鲁士跃居欧陆豪强，为后来德国的统一奠定基础，他也成为查理大帝、奥托大帝之后第三位获大帝称号的德国国王。
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被推翻，城堡归威廉二世的子孙所有，他们基本不再居住，而是将城堡对外开放。如今的城堡既是家族聚会的场所，也是对外收费开放的博物馆。
霍亨索伦家族是德意志的高级贵族与王家世系，也是勃兰登堡侯国（1415年1700年）、普鲁士王国（1701年—1871年）及德意志帝国（1871年—1918年）的统治家族，其统治时期被称为霍亨索伦王朝。
家族起源于士瓦本公国境内的黑欣根附近，始祖布尔夏德一世在11世纪初叶受封为索伦伯爵。14世纪中叶，该家族在 “索伦” 前冠以 “霍亨”（意为 “高贵的”）字样，遂称霍亨索伦家族。关于 “索伦” 的来源，一说取自德语 “了望塔或城堡（Zoller）”，也有说法与 “海关（Zoll）” 相关，推测家族曾负责通行关税。
1227年，霍亨索伦家族一分为二，形成信奉新教的法兰克尼亚系与信奉天主教的士瓦本系。
法兰克尼亚系承袭了纽伦堡伯爵爵位，1322年成为帝国诸侯，同时领有安斯巴赫 — 拜罗伊特马克伯爵领地；1415年，弗里德里希六世取得勃兰登堡马克伯爵的继承权，被封为勃兰登堡侯爵（选帝侯），改称弗里德里希一世；1525年取得普鲁士公爵领地；1701年，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封为普鲁士国王（改称腓特烈一世）；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
士瓦本系：16世纪在西南德意志兰声势颇盛，后又分为两支，1623年均被列为帝国诸侯；1849年，两支族长将领地主权让给普鲁士；1866年起，后裔卡尔被选为罗马尼亚大公，1881年成为国王（卡罗尔一世），其侄斐迪南及其后裔统治罗马尼亚直至1947年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
霍亨索伦家族成功建立起强大的集权国家，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始终主导德意志事务。王朝的发展离不开威廉一世、威廉二世等君主的推动，他们奠定了普鲁士的统治基础，也塑造了德意志的普鲁士精神。
霍亨索伦家族对德国的统治于1918年因一战崩溃而结束，但家族成员仍保留普鲁士亲王头衔。家族族长先后由威廉皇储（1882年—1951年）、路易・斐迪南王子（1951年—1994年）、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王子（1994年至今）担任。
在参观慕尼黑王宫时，曾梳理过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与霍亨索伦家族，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长期分治不同核心区域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自1180年起统治巴伐利亚，持续约800年，是巴伐利亚的主导统治家族；霍亨索伦家族则以勃兰登堡-普鲁士为核心发展，统治该区域超500年，是普鲁士及后来德意志帝国的核心统治力量。两个家族分别在南德（巴伐利亚）与东北德（勃兰登堡 – 普鲁士）建立长期统治，塑造了不同邦国的发展轨迹。
二、勃兰登堡统治权的交替
在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历史中，维特尔斯巴赫王朝曾有成员（如路德维希二世、奥托五世）担任勃兰登堡藩侯与选帝侯；但到1415年，霍亨索伦家族的腓特烈一世（属法兰克尼亚系）因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的册封，获得勃兰登堡领地及选帝侯资格，此后霍亨索伦家族长期掌控勃兰登堡，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则将统治重心留在了巴伐利亚。
三、 领地与势力的互动
霍亨索伦家族的士瓦本系分支在发展中，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存在领地层面的互动，如，霍亨索伦家族的部分分支（如霍亨贝格 – 维德贝格分支）绝嗣后，其领地（维德贝格）被卖给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同时霍亨索伦家族也通过联姻、政治运作等方式拓展自身的势力，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在德意志贵族体系中相互影响。
四、共同影响德意志历史
两个家族均为神圣罗马帝国及近代德意志历史的关键参与者。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有成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如路德维希四世、查理七世）；霍亨索伦家族则推动了普鲁士的崛起，并最终主导建立德意志帝国，二者共同塑造了德意志地区的政治与文化格局。
简言之，两个家族是德意志并立的两大古老贵族家族，既长期分治不同核心区域，又在历史进程中存在统治权交替、领地互动等联系，共同深刻影响了德意志的发展。
掌握了以上这些信息后再来参观霍亨索伦城堡，思路会清晰许多。
走到城堡中心的庭院处，大概是近距离拍照的最佳地点了，虽然还是拍不全，此时太需要小飞机了。
再靠近一些。
墙角设有座椅，适合衣襟这类不想多走路的人。为想多走路，是因为对城堡的兴趣不大。
对绣球，应该更有兴趣。
开得非常水灵，见总是欣喜。
参观城堡，还需走进内部，精华也在内部。
每一处细节，都是质感的体现。
古老、华丽，无与伦比。
处处精心、精美。
拍下的，大概是霍亨索伦城堡内的新教小教堂。内部装饰华丽，穹顶以蓝色为底，搭配金色花纹与天使雕像；彩色玻璃窗、精致的祭坛等元素，尽显哥特式建筑的精致与浓厚的宗教氛围。
门上，也绘制着雕像，都是工匠手艺的展现，也是主家财富的展现。
说这里是城堡，其实不止是城堡，帝国大厅的出现，让人惊叹不已。
这是霍亨索伦城堡中极具代表性的核心公共空间，融合了新哥特式建筑美学与普鲁士王室的威仪感。
大厅整体采用新哥特式设计，以高耸的肋拱穹顶为核心特征，拱顶纵向延伸，营造出强烈的空间纵深感与庄严感。穹顶表面以蓝色为底色，搭配金色花卉、卷草纹及宗教、王室主题纹饰，色彩对比鲜明，既保留哥特式建筑的神圣感，又通过华丽配色彰显王室华贵。
大理石立柱支撑起拱券结构，立柱顶端饰有金色雕花，与穹顶纹饰呼应，强化了建筑的精致层次与统一感。多盏大型复古烛台式吊灯，金属质感厚重、造型繁复，仿佛历史的时光载体，既满足照明需求，又成为空间装饰的视觉核心，烘托出古典庄重的氛围。地面为黑白几何拼花石材，拼接规整且富有韵律。
作为霍亨索伦家族的核心礼仪空间，这里曾是举办王室庆典、重要会晤、盛大宴会的场所，既是家族权力与财富的物质象征，也通过建筑与装饰，传递出普鲁士王室对荣耀历史的标榜与对文化品位的追求。
立柱上的那些金色雕花，非常气派。
精心装饰的壁炉，也是游客眼中的看点。
着铠甲的战士，传递出中世纪的韵味。
每一个区域，都透着强烈的美学。
拍摄的细节，有些跳跃，因为随机。
一间城堡的韵味，该怎样体味呢？
恢弘盛大，大手笔。
一个又一个小厅，分不清功能，当热闹看。
主人生活过的痕迹，更显历史的沧桑。
早已经脱离现代人生活的家具和布置，还活在过去中。
人类的文明，正是由这些人推动的啊。
或许遥不可及，却又触手可及。
古人留给后世的遗产，古今中外，各有不同。
因为接触不多，了解不多，所以看的都是其中的新鲜。
天花板上的看点，也是层出不穷。
由花朵组成的图案，放到什么时候看，都不会过时。
这个位置，似乎是为住在城堡里的人看风景设的。
古老，却不失质感，是贯穿整座城堡的奢华基底。
奢华感，极为浓烈。
中国元素，必不可少。
留在案头的笔墨，继续在书写着历史。
历史，不曾休息。
城堡内部的又一个教堂区。
下图的雕像，又在讲述着什么样的宗教故事呢？
结束城堡内部的参观，心情有些复杂，难以言说。做为普通百姓，与王族相距甚远，此时又靠得如此之近。
一座又一座的尖塔，立于蓝天之下，威严，历久弥坚。
高大的青铜雕像，基座上的金色德语铭文写着“FRIEDRICH WILHELM IV. KÖNIG VON PREUSSEN ERBAUER DER ZOLLERNBURG”，意为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普鲁士国王，霍亨索伦城堡的重建者”。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普鲁士王国的国王，19世纪时推动了霍亨索伦城堡的大规模重建，让这座霍亨索伦家族的发祥地重焕生机，铭文以此纪念他与城堡重建的关联。
站在海拔855米的高山上，以城堡的视野，再看巴登 – 符腾堡州内的施瓦本阿尔卑斯山地风光。
感受低山丘陵的壮阔；感受周边广袤的乡村景致，大片绿色的田野，以及点缀其中的德国传统红顶房屋；感受从黑森林边缘到德国第一大湖博登湖之间方圆百公里内的梦幻景色；也感受斯图加特周边区域的景色，尽显德国南部的自然与人文交融之美
城堡中心广场的下面，有一处休息区，走进去，坐下来休息。
来上一杯喝的，感觉很是不错。
此时，也可以是啤酒。
城堡的参观完成，该往下走了。
发现另有一条路，可以绕着城堡的外围，走上大半圈。
家族历史中的关键人物，都在雕像中。
基座上，清晰列明他们的信息。
下山的路上，也是一边走一边拍，光线不同，角度不同，新鲜感层出不穷。
再然后，一口气跑到了辛根。
入住的酒店，名为拉姆贝斯特韦斯特酒店（Best Western Hotel Lamm），房间里，也有为衣襟专设的小床，是整洁的调调。
已经是晚饭时间，出门去找吃的。
眼睛又被街边的花儿迷住了，其实，人家只是长得好看，却未必是花。
经过一家超市，也走进去看了看，试图找到衣襟能接受的早餐食物。
却在其中发现了中国字，太稀罕了。
经过的教堂，大概是辛根这座小城里最核心的建筑了吧，名为圣心教堂，建筑以古朴的石砌结构为主，搭配高耸的钟楼，具有鲜明的宗教建筑风格。
雕像也很有意思，充满了戏剧感。
找的餐厅，名为托罗(El Toro Las Tapas)，是一家西班牙风味的餐厅。
又是一顿大餐，啤酒更是餐餐都要有。
最有意思的是串起来亮相的那道大菜，不仅是入口的美味，更是视觉的愉悦。
回到酒店，发现房间门外也是一景，也拍个照，留个念吧。
此篇的最后，是关于辛根（Singen）的简单介绍。
辛根是巴登 – 符腾堡州的一座小镇，位于德国西南部，靠近瑞士边境，交通便捷。从辛根火车站出发，可通过多次转乘列车到达周边城镇，也方便前往瑞士沙夫豪森，是欧洲跨境旅行的实用中转点。
小镇整体氛围安静闲适，街道上有充满生活趣味的雕塑，烟火气浓厚。住宿成本相对瑞士更低，适合作为德国 – 瑞士跨境行程的停留地，甚至可白天去瑞士沙夫豪森游览莱茵瀑布，夜晚返回辛根住宿，以躲避瑞士的高价住宿。
总之，辛根凭借交通便利性与独特的小镇氛围，成为德国西南边境及跨境旅行中值得停留的地点。
说到这里，也泄露这一条信息，那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到瑞士了。